院士+长江学者：一个新闻学院的“豪华”配置
一读EDU第4期高端访谈，带你走近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喻国明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喻国明教授发表演讲（来源：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官网）
知名传播学学者喻国明的工作调动，曾引发媒体的广泛关注。
如今，他已经担任了1年多的北京师范大学（以下简称“北师大”）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正好可以做一番阶段性总结。
于是，一读君（edu_yidu）近日在北师大新闻传播学院专访了喻国明，从其对学科发展的判断入手，了解了他在学院规划、团队管理、师资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具体想法。
如果你想了解一个执掌新兴学院的喻国明，本文是你不可多得的必读素材！
人物简介 喻国明，1957年9月生于上海，1989年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法学（新闻学）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 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院系规划：学科发展的3个方向
一读君：喻老师，您好，很高兴有机会能采访到您。您调任至北京师范大学这一年多的时间里，相信已有了不少积累和想法，我们想借此机会向您请教一下有关院系发展、团队管理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的问题。首先，您能谈谈对传播学未来发展的看法吗？
喻国明：传播学是一个历史很短但发展很快的学科，它曾一直被认为是很边缘很年轻的学科，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传播形态的改变，直接助推了传播学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地位提升。
无论是论文数量、论文质量还是论文被引率，传播学都后来居上，成为社会科学领域里最具影响力的学科。
这其实就表明，传播学已经成为了社会科学中的显学，换句话说，传播学顶层设计的责任就变得格外重大。未来社会科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都要以传播学的架构和逻辑来划定任务、划定疆界、划定发展路径。
然而，对传播学贡献最大的却不是传播学研究者。他们很多还局限在过去的条条框框中，没有意识到学科的上升以及学科对自身的期待。
究其原因：
一是由于过去这种学术逻辑的惯性，导致传播学研究者边缘化，失去了学术自信；
二是因为传播学在发展的过程中遇到了互联网的挑战，失去了对现实的解释力、把握力和预测力。
喻国明资料图（来源：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官网）
一读君：您提到，传播学已经渐渐成为显学，同时也面临着各种挑战。那在您看来，传播学发展的突破点是什么？
喻国明：传播学现在可以在两方面寻找出路。
一是传播学的研究重心要从传统媒介转移到互联网等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新传播形态。
如果研究重心不能及时转变，传播学对现实的解释力就会变差，学科价值也会被贬低，最后只能沦为小圈子里的自说自话。
二是对于互联网的研究，一定要在研究方法、范式上有深刻的转变。
可以注意到，在互联网出现之前，传播学的研究就已经出现了困乏。从国际传播学发展的角度来说，自1983年“第三人效应”提出以来，整个学科体系就失去了发展的主流动力。尽管有一些边边角角的局部创新涌现，但像“议程设置”这样轰动一时的、极具推动性的理论却再也没有看到。
这也就说明，即使在大众传播的范式之下，由于方法、工具陷入了瓶颈，传播学已经很难突破现有的话语体系，更不要说在互联网的冲击下所展露的困顿了。因此，范式、工具的改变也就成为学科发展的一个契机。
我们如果能将研究重心的转移和研究方法的转型结合在一起，就能促成当前传播学真正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谁能利用新范式在互联网研究领域做出更多的成果，谁就能在未来的发展中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可、学术认可，研究成果的价值也就更高。
一读君：基于对学科的理解，相信您在院系发展方面一定有不少新动作，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喻国明：我来到北师大之后，主要规划了学院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上的三个方向。
第一，我们利用大数据的方法和模型去做基于互联网的复杂系统研究。
今年3月，我们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共建了“新闻出版大数据用户行为跟踪与分析实验室”，主要针对新闻出版用户行为跟踪大数据进行学术研究和技术研发应用。
除此之外，学院建立了“北师大—蓝鹰视频大数据挖掘研究示范基地”、“中国食品药品安全与健康传播研究中心”等一系列社会舆情大数据的实验平台，借此建立社会舆情的宏观形势报告制度。
在技术上，学院也引进了一批一流学者提供支持。新疆唯一的工程院院士吾守尔·斯拉木就在我们学院，吾守尔院士是国内多语种云平台方面首屈一指的专家，他所擅长的研究正好能解决做舆情分析时无法分析复杂文本的痛点。还有来自北京邮电大学的吴晔老师，在大数据挖掘、复杂网络等领域也颇有建树。
中国工程院院士吾守尔·斯拉木担任北师大新闻传播学院“新媒体传播实验室”首席专家，该院是全国唯一一个同时拥有院士和“长江学者”的新闻院系。（来源：中国矿业大学官网）
第二，我们引入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手段，以促进传播学方法论的转变。
认知神经科学方法，可被视为传播学重建的基础性范式。利用这一方法，从瞬间效果入手，研究人类在生理层面上的信息加工、信息接收、信息处理过程，还原整个反应机制，才能进一步再谈短期效果和中期效果。
这实际上就涉及了对传播学基础架构的研究，只有这样的研究更加丰富，传播学的理论大厦才有可能真正地建立起来。
除拥有巨大的学术价值外，这类研究还将有大量的应用前景，尤其在唤醒用户体验、刻画用户心理或生理感受等方面。
第三，我们在未来媒体研究方面持续深耕。
今年9月，学院与封面传媒、微软公司共同成立了全国首家人工智能与未来媒体实验室。
未来，我们将开展包括：
机器写作运用于媒体的规则探索； 人工智能技术在新媒体领域的交互方式和用户群体数据画像； 以及媒体领域的大数据和知识图谱应用研究探索等方面的研究。
北师大新闻传播学院、微软和封面传媒共同成立了全国首个人工智能与未来媒体实验室（来源：搜狐）
团队管理：“我更希望看到一个团队的成长”
一读君：院系的发展一定离不开学术团队的助推，请问您在管理科研队伍上有何心得？
喻国明：管理上，我更希望能看到一个团队的成长。
大约15年前，我还在人民大学的时候，基本上所有的事情都要亲力亲为——从问卷的制定、实施、数据处理，到报告的整理、撰写，能自己做的我都会自己来做。
可以想象，这对于个人来说是多么大的时间浪费。而对于团队来说也是一种忽视，年轻教师只能打打下手，不在项目中经历一线的锻炼他们就很难成长。
所以在这之后，我就改变了思路。凡是我能做、别人也能做的事一律分配给年轻教师去做。
刚开始，这个过程会比较困难，因为即使是你的学生也没有办法完全遵从你的分析方法、表述习惯。这时，只要能忍耐住这种心理落差，充分给予团队空间，信任他们并适时点拨，他们很快就会有所长进。
现在再给他们分配任务，我比对自己都放心。这就是一个团队的成长。
一读君：那您在科研队伍中主要承担什么角色呢？
喻国明：我觉得主要有三方面。
一是把控课题的方向，判断哪些研究是有价值并值得做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每个所有课题由我分配，新课题都应该是研究者自发提出的。而我扮演的，是一个把关人、拍板者的角色。
年轻学者都很敏感，接受信息后会产生很多想法，这些想法有的很宝贵，有的只是过眼云烟一般的偶然现象。
我们搞学术，不应该被现象带跑，失去研究的独立性。面对看上去很炫、很酷的新事物，应当首先保持一种“审视”的态度，建立起自己完整的坐标体系，再把现象带入以看清它所处的位置。
我在学科领域的积累比一般老师要多点，所以会在选题方面给年轻教师一些指导意见，帮助他们把控课题的走向。
二是依据自己多年来在学术品牌上的优势，为团队对接各种外部资源。
我与百度、新浪、腾讯等互联网巨头一直有着深度合作关系，积累了不少宏观资源，他们对我也有一种学术上的信任，愿意把资源交给我利用。
要知道，对大数据的研究还一直处于前阶时期，多数研究连最基本的结构性数据都谈不上，主要就是因为获取高质量的数据源格外困难。
由于得到了互联网资源的信任，我们的团队就在数据源的接近上获得了先天优势。
三是会在团队需要解决一些重大问题时参与意见。
这基本上就是我在北师大团队中的角色。这样的分工，能让团队中的每个人都参与进来、忙碌起来。
从管理的角度来说，提高所有成员的参与感，在一定程度上也能降低队伍在人事方面的矛盾。
喻国明在一次研讨会上的资料图（来源：搜狐网）
师资队伍建设：一个学校将天下英才“据为己有”的可能性越来越低
一读君：您在访谈开始也提到，由于互联网的出现，新闻传播学的发展将迎来巨大的变革。那么，会不会因此出现师资与教学要求不相匹配的情况呢？
喻国明：教师这方面，的确是个问题。
一是现有的老师未必能完全胜任新变革下的教学工作。二是我们无法仿照规模较大的学院大批量地引进教师，在数量上会有限制。
当然，教师资源的紧缺也有其原因。
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是，对于传播学这样高速发展的学科而言，没有一所学院能把相关领域的专家全部收入麾下。
像香港城市大学和台湾政治大学的传播学院，已经可以说是大师云集了，但在师资配置方面，仍然是不够的。
如今，某一个学校将天下英才都据为己有的可能性越来越低，即使学校财力充足，也未必能吸引到各个领域的精英。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高校在引进师资方面，始终需要保持谨慎。
我们现行的人事制度是进人容易、出人难，如果教师仅是能力上有所欠缺，对于学院来说还可以接受。
但如果招收了与学院格格不入、甚至带来不良影响的老师，后续的处理就会比较麻烦，因此我们在引进师资方面，会非常慎重。
我们学院成立的时间比较短，不可能大规模地扩张。我经常对我的教师队伍讲，要做成一支精致化的学者团队，就像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安纳伯格传播学院一样。
案例 高校招揽人才的一般程序是对应聘者进行一系列的人事考评，但在安纳伯格传播学院，引进师资的方式却非常特别。 他们采取的是一种类似同行评议的考评方式，每当有学者应聘时，学院都会向同行分发调查问卷，旨在考察学界对该学者的认可程度，问卷包括诸如“该学者的学术能力是否能排到其所在领域的前5%”等问题。 这种考评方式重质不重量，极大程度地保证了安纳伯格传播学院强劲的师资力量。安纳伯格传播学院的全职教师仅有约25人，他们在各自的学科领域都是执牛耳者。
一读君：那针对教师资源紧缺、教师资质不足的情况，学院是如何应对的呢？
喻国明：我们现在有两种方式来解决教学需求与师资匮乏之间的矛盾。
一是借力业界资源。
像VR、人工智能这样的课程，我们期望能先把业界资源调动起来，进行一个社会性的普及。
人工智能与未来媒体大讲堂就是一个借力业界资源的典型实践，第一期大讲堂我们请来了微软亚洲互联网工程院总监曹文韬先生，为大家分享“人工智能与未来媒体的机遇与探索”。
像这种非常专业且实践性较高的课程，邀请业界专家来开展讲座会比较合适。
下学期，北师大新闻传播学院还将联结腾讯、百度等顶尖的互联网公司，共同举办业界专家大讲堂，形成一个课程系列，贯穿到我们的教学体系当中。
当然，大讲堂不仅是对未来媒体的一种科普，也是我们培养年轻学者的方式。我们会指定相关方向的学者去盯住这些课堂，让他们接触最前沿的业界知识，并通过这种形态进一步整理出课程教材。
北师大新闻传播学院借力业界资源，举办人工智能与未来媒体大讲堂（来源：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官网）
另外一种解决方式就是引进优秀的博士后。
现行的高校人事制度的确是进人易、出人难，在技术层面上我们往往会保持谨慎，但这不意味着就不需要人才。现在我们就采取引入博士后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进站后他们能快速产出研究成果。博士后一旦进站就会接手相关课题。由于他们都已受过系统且完整的专业教育，学院不必付出较大培养成本，学术研究的过程也会相对顺利。
另一个好处也是刚才提到的，博士后期间的产出，无论是整合的教材还是项目的研究成果，都会为其留校提供有力支撑。
一读君：之前您提到，学院未来的研究方向将集中在复杂系统、认知神经学和未来媒体等方面。那在接下来的招聘中，您会更加偏爱这几个领域的学者吗？
喻国明：前面提到的三个方向属于我们将着重发展的学科内容。新闻传播学本身有其基础常规内容，因此对于学科自身的重点我们也会坚持，也会招聘传播学理论、新闻采写等方向的教师。
再一个，我们计划招收一批传媒经济学方向的学者。我本人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多年研究，学术优势比较明显。未来，我们会聘请更多传媒经济领域的优秀人才，培养出一支高水平的研究团队。
当然，我们在招聘时会更倾向研究方向与学院发展方向相符的学者，比如我们会对研究互联网复杂系统的学者有所倾斜。
如果在传统的新闻传播理论研究或新闻业务方面（比如可视化技术、大数据应用等）有突出成绩的年轻博士愿意来北师大，我们也都非常欢迎。
北师大新闻传播学院招聘教师启事（来源：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官网）
研究生培养：开设全国首个互联网产品经理专业硕士项目
一读君：今年9月，学院发布了互联网产品经理专业硕士的招生简章，这也是国内第一个互联网产品经理专业硕士项目，您能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喻国明：产品的用户体验、用户洞察是互联网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它对于互联网产品的形式、内容、场域等各方面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项目中，学生将学习传播学、营销学的理论知识和理论模型，以及认知神经学的测量方法。
项目由新闻传播学院与心理学院共同建设，只在周末授课，且毕业时颁发双证（学历证、学位证）。在建设一流学科的大背景下，这类跨学科的项目还是相当有价值的。
北师大新闻传播学院今年在全国高校率先开招互联网产品经理专业硕士（来源：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官网截图）
一读君：产品经理一般不是哪一个大学专业专门培养出来的，而且很多不同领域都需要产品经理，新闻传播学院能培养出产品经理吗？
喻国明：我们实际上是从用户洞察的角度来构建教学体系和实践体系。
任何一个学校都没办法教授所有产品的生产过程，但不论是什么类型的产品，它的核心逻辑都是一致的，那就是满足用户需求、提高用户体验。
我们更多的是从把握逻辑、把握框架的角度出发，帮助学生理解方法论的东西。可以说，这是一种类似“牧师”的工作，我们不会注重具体的、流水线上的实操内容，不然和蓝翔技校有什么分别？
另外，课堂所学能指导工作，但不是工作的全部内容，也未必能百分之百适配于工作之中，更多的是需要学生在实践过程中去填补、去创造。高等教育打造的是一个个毛胚，至于今后能打量到多精致的程度，则需要经历社会的磨练。
一读君：互联网产品经理的项目会学习很多认知神经学的知识，那在招生时会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比如对学生的文理科背景是否有规定呢？
喻国明：我们对学生的学科背景不做要求，即使你是纯粹的文科生也完全能够学好。
学院今年与美兰德公司共建了蓝鹰大数据平台，利用该平台，学生可以熟悉并掌握数据来源、数据品类、数据价值和数据间可能有的联系。
至于平台系统应用时所需的具体计算过程，如计算方法、数学建模等，都是平台内部化的操作，对学生的专业技术水平没有要求。
北师大—蓝鹰视频大数据挖掘研究示范基地成立仪式资料图（来源：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官网）
本科生教育：本科教育应逐渐变为功能化教育
一读君：互联网产品经理专业硕士项目的确很诱人，您有没有考虑过把相关课程嵌入到本科教学中呢？
喻国明：这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
我们目前在做的，就是把这个项目较为成熟的一些成果，比如实验产出和工具手段等，前置到本科教学体系当中，让学生能够对这方面的概念和理论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和了解。
当然，这些研究成果不光可以嵌入本科教育中，也会慢慢地向学术硕士、博士等方面渗透。
一读君：您也提到了，学院会在未来媒体研究上投入力量。那么学院有引进VR眼镜、无人机、写作机器人等设备吗？会为本科生开设这类课程吗？
喻国明：我们为本科生引进了部分内容。比如开设无人机课程，让学生掌握基本的数据采集、影片拍摄等技能。
必须要注意的一点是，本科教学与硕博教学之间有很大不同。
在我看来，后者可以被赋予更多探索性、不确定性的因素，因为硕博生已经形成了学科基础之上的创新能力，对自己也有定力和把握。
而对于本科生来说，更重要的是掌握稳定性强的专业技能。换言之，本科教育肩负着一种专业教育的基本职能，经过本科四年的训练，学生应当能胜任报社、网站、电视台等媒体的基础工作。
所以对于本科生来说，它的教学体系一定是相对成熟的，而这种成熟则意味着在接受新事物上可能会滞后。
北师大新闻传播学院参与主办的第二届中国VR/AR创作大赛“金铎奖”颁奖典礼开辟了VR/AR产品体验区（来源：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官网）
一读君：本科生的教学体系要更加稳定、成熟，请问学院现行的课程设置、培养理念是什么样的呢？目前有何改变吗？
喻国明：任何一个学科的教学体系都有其惯性，不可能马上做出改变，尤其不能打破教学的稳定。我个人认为本科教育应该逐渐演化为一种功能化教育。
本科一年级，我们要引导学生“进入”并“热爱”。
所谓“进入”，就是让学生动手去做事，比如开个微信公众号、编辑一份刊物等等，通过具体的体验激发学生的参与感，帮助其迅速进入状态。
而第二点，就是令学生能热爱所学。为此，我们在本科一年级安排了大量“走出去、请进来”的课程。学院邀请了一大批优秀校友、业界风云人物开设讲座，让学生在面对面的访谈中，直观地感受到学习新闻传播是一件多么有价值、有意义、有未来的事情；
学院还鼓励学生“走出去”，参观腾讯、百度、今日头条等业界巨头，观察它们的工作内容、运营方式和公司氛围，通过这种亲临未来工作场域的方式，激发学生对专业的热爱，形成长久的凝聚力。
进入高年级，则应思考如何让学生有所提升。譬如，本科二年级的学生需要能够运用专业的手法去创作文章；
本科三年级的学生可以在策划编辑、组织协调能力上实现更多的进步。
在构建教学体系时，我们会在每一个年级上标出关键词，设置的所有课程、资源都将围绕这些关键词来进行，这种循序渐进的逻辑也就更加清晰了然了。
明年，我们就会调整本科生的学科目录和相应的课程体系，到时就将按照上述逻辑来建设整个教学体系。
北师大新闻传播学院2017级开学典礼的会后合影（来源：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官网）
总结：“从学校角度，学院发展已超出预期”
一读君：最后一个问题，冒昧地问一下，您在担任执行院长期间有遇到挫折或感到遗憾的经历吗？
喻国明：还真没有什么挫败的感觉。
一是因为我有备而来，在新闻传播学领域里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并不感到生疏，也不会莽撞地去做事情。
二是因为从人大新闻学院到北师大新闻传播学院，就像是从大车到小车上来一样。如果能够自如掌控大车，那么开小车自然就相对容易一些。
来到北师大之后，由于过去在领域内的积累，大家对我都还是比较信服的。学院里也鲜有利益牵扯，同事之间关系单纯，做起事情来就会格外顺遂。
不过，跟我自己想要做成的事相比，我还是有挫败感的。我总觉得，工作应该做得更快一点或是更全面一点，但人的精力也有限，加上我们涉及的面又比较多，想要发展得更快也就很困难。
当然，我们的努力也已经得到了很多认可。
从学校的角度来说，新闻学院的发展已经超出了预期，我作为执行院长的工作也多次受到学校领导的肯定。
从学院的角度来说，越来越多的学生愿意来北师大学习新闻传播了。
数据 学院过去统考的报名人数大概只有100多人，现在能达到五六百人。 今年，我们拟招收推免生约20人左右，报名人数高达800多人，已经非常接近国内老牌新闻学院的推免录取比例了，说明学院的影响力实实在在得到了提升。
本期作者 北京研究分站 秋和 一读EDU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