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研100余家教育智库后,他和我们谈了这些

智库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正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25家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提交的专题研究报告就为前不久闭幕的大会报告起草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教育领域的智库又表现如何呢?日前,一读君(edu_yidu)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就教育智库相关问题,对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周洪宇教授进行了专访。

周洪宇领衔、付卫东等骨干成员参与的课题组已对全国8省(区、市)的112家教育智库进行了问卷调查和结构性访谈。关于当前我国教育智库建设取得的进展和存在的问题,他已有了总结梳理,下面,请看具体访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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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洪宇教授资料图(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教育智库要有独立意识 不能迎合说假话

一读君:公众对综合性智库更为熟悉,首先,请你解释下,什么叫教育智库?

周洪宇:从研究对象来看,教育智库就是以国家重大教育战略问题、重要教育政策问题为主要研究内容的智库,同时由于教育问题牵涉面较广,所以也会研究与教育有关的经济、政治、社会问题。

教育智库研究的教育问题不是一般问题,而是带有全局性、战略性、根本性,甚至前瞻性的重大问题。

研究方法上,不同于一般学术研究,要更为秉持问题意识,注重调研和实证研究。

一读君:高校内服务于高校自身的研究机构就不算教育智库?

周洪宇:高校内的教育研究机构和教育智库还存在差异,教育智库主要是做应用性政策研究,而高校内的教育研究机构在转型前,主要研究的是基础性、理论性问题。

不过,由于目前国家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不少高校内的教育研究机构也在开始谋求转型,但即便如此,高校教育智库的研究人员在研究理念和研究取向上,还带有浓厚的学术色彩,而民间教育智库更注重应用性、专业性、公益性和连接性,独立色彩也更浓厚些。

一读君:这是高校教育智库和民间教育智库的区别,官方教育智库有什么特点呢?

周洪宇:首先,官方教育智库具有官方背景,其成员大多是事业单位人员,由财政提供经费支持;其次,信息来源也主要是官方渠道;第三,研究课题主要源于政府定向委托,当然,为了发展,它们也会承担一些横向课题。因此,官方教育智库的独立性相对较弱。

此外,作为教育智库,还要具备公益性,不能出于营利需求而进行研究,甚至有时是即便没人给钱,但考虑到问题重大,也要去研究,而且,研究成果大多会无偿分享给社会,在教育界与政府、与社会、与公众之间起到连接、中介和桥梁作用。

所以,我认为,教育智库要至少具备“五性”,即应用性、专业性、独立性、公益性和连接性。

一读君:智库其实也是“舶来品”,你认为,我们应该怎样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发展教育智库?

周洪宇:1905年,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诞生,这是世界最早的教育智库,而我国直到2000年前后,才出现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智库——21世纪教育研究院。因此,我国教育智库的起步要比国外落后近100年。

我认为,我们现在要注重向国外教育智库学习、取经,但也不能简单照搬,还要从中国国情与实际出发,注重总结自身实践经验。

智库要有自觉的独立意识,即使是由政府财政支持的官方和高校教育智库,也要保持学者良知:不能说假话,也不撰写那种明知有误、但却迎合领导意志的研究报告和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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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是长江教育研究院成立10周年,论坛还举行了《教育智库与教育治理研究丛书》首发式。(来源:未来网)

官方要对民间教育智库高看一眼、厚爱一分

一读君:一般都说智库要“顶天立地”,其中,“顶天”就是影响政府决策,“立地”指的是启迪民众。你认为,对于现在的教育智库而言,哪一个更为重要?

周洪宇:我认为,由于智库的核心诉求就是要影响政策决策,所以要首先追求“顶天”。如果一个教育智库没有完成这个基本任务,即便拥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在我看来,也不算一个理想的智库。

长江教育研究院就是目前对政府决策影响力较大的教育智库,在我们的学术委员会、顾问委员会中,就有不少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可以通过政策建议、研究报告等多种渠道和形式影响决策。

案例 自2007年以来,每年全国“两会”前,长江教育研究院都会在北京举办“北京•长江教育论坛”,邀请院内外的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与教育部有关负责同志、知名教育专家学者和企业界关心教育的热心人士等参加,讨论重大教育政策问题,提交长江教育研究院年度教育政策建议书。 一方面,我们可借此向国家建言献策,另一方面,如果受邀代表、委员也认同有关建议,也可帮我们在“两会”上反映。

一读君:影响政府决策固然重要,但在做政策研究时,制约教育智库的一个掣肘就是,很难获取一些政府内部重要数据。你认为该如何解决这类数据不公开或政府不愿公开的问题?

周洪宇:实事求是地讲,在获取数据方面,民间智库确实不如官方智库,但具体到长江教育研究院,实际上属于“混合型智库”,和一般民间智库还不完全一样,它最早由官方倡议,只是官方不参与具体管理,也不提供经费。

借助官方支持,和我的职务便利,研究院能比较方便地获取一些政府内部重要数据,比如,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我可以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议案,按照法律规定,承办部门必须限期给我答复,在此过程中,我就能为研究院获取到一些教育智库难以获得的政府内部重要数据。

所以说,当前国内民间智库仍有比较明显的个人色彩。美国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等知名智库已可以依赖自身影响力吸引外界购买它们的智库服务,但当前国内民间教育智库还没达到这个地步,仍处于发展初期,还在“愁钱、愁人、愁成果报送渠道”。

一读君:民间智库可能确实缺乏一些像你这样对政府运作比较了解的人才。在你看来,目前从政府到智库的人才流动机制建设情况如何?

周洪宇:如今,一些政府退休官员已经开始进入民间智库,发挥重要作用。

例如,原外经贸部副部长、原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就出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席,而外交部原副部长、国务院侨办原副主任何亚非也已担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联席主席。

而在教育领域,类似机制也已建立起来。教育系统的高级官员在卸任后主要选择到学会就职,在一定程度上,各种教育学会也是重要的教育智库。

例如,教育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杜玉波同志现在就担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他希望把高教学会转型为研究高等教育战略问题的教育智库。

一读君:你曾提出,智库也应该引进大数据、云计算等跨学科人才,但这些人才在市场上也比较抢手,民间智库如何能吸引他们加入,并留住他们呢?

周洪宇:就是因为现在民间智库普遍经费困难,所以目前难以吸引高端人才加入,即便让高端人才帮忙,也无法保障人家是心无旁骛地在给智库做研究,导致智库研究成果的质量不高。

目前,长江教育研究院主要还是依赖团队里面的专家、学者及其学生做兼职研究,为他们支付的报酬也非常少。

但毫无疑问,由传统文献研究、问卷调查向依靠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平台等新技术转变,是教育智库研究技术的转型方向,国外著名教育智库已作了很好的尝试,我们也希望能朝这个方向去转型。

一读君:民间教育智库有这么多的发展困境,你认为,该如何解决?是否需要政府提供扶植政策?

周洪宇:如今,政府给官方智库、高校智库的课题下达渠道和经费划拨渠道是成熟、畅通的,但主管智库工作的宣传部门还没有给予民间智库同等程度的对待。

今后,在课题和经费方面,宣传部门应给予民间智库足够的支持。

在课题审批过程中,对民间智库、官方智库和高校智库要一视同仁,甚至对处境不利的民间智库,更要高看一眼、厚爱一分。

在职称评定上,如果民间智库人员确实表现突出,符合有关政策,人社部门也应一视同仁,受理相关职称评定申请,从而增强民间智库优质人才的荣誉感和成就感,让他们不因为无法评定职称而离开民间智库,减弱了民间智库的人才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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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7年以来,每年全国“两会”前,长江教育研究院都会在北京举办“北京•长江教育论坛”(来源:长江教育研究院官网截图)

高校智库要建立一套新的智库成果认定机制

一读君:对于高校智库的研究人员而言,他们可能要面对的是现有高校科研评价机制仍以论文为主,而非智库研究成果的问题。在你看来,应该建立怎样的智库成果认定机制?

周洪宇:高校建智库就是要鼓励大家做研究,有的老师可能无法进行原有研究计划,或暂停学术研究,转而从事应用性政策研究,此时,就要保障他们的研究成果能得到有效认定,这对于他们的成长发展是有帮助的。

案例 目前已有高校制定了一套新的智库成果认定机制。我所在的华中师范大学就规定,研究人员撰写的政策研究报告,如果得到相当级别的政府领导批示,或被相当级别的政府部门采纳,就可视情况被认定为相应的科研成果。 武汉大学也有类似规定,该校经济与管理学院邹薇教授关于湖北经济发展“黄金十年”的政策研究就因被湖北省第十次党代会报告直接采用,而被认定为重要科研成果。 不少湖北高校也正在建立这种新的评价体系。

一读君:当前一些高校成立了跨学科的智库机构,你认为,应如何处理好学院、学科和智库之间的关系,避免出现智库和学院、学科“争夺”人才的情况?

周洪宇:可以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高校智库基本还是依托于原有的组织架构,只不过成立智库后,又把校内其他力量和校外力量整合起来,但里面的校内研究人员还属于学院,无所谓抢不抢,不过研究成果,会依据学术或政策需要,有所侧重。

当然,也不排除你说的那种情况,在原有的学院体制之外,同时再成立一个研究中心作为智库,把研究人员纳入到中心。

以中心形式存在的智库,既可以是实体性研究机构,也可以是虚拟研究机构。但现在高校因为不想增加正处级二级单位,一般不主张设立过多的实体性跨学科研究中心,如果不给研究人员行政级别的话,也就无所谓把他们安排在哪里了。

一读君:有些高校不愿意发展智库,你认为,他们的顾虑是什么?应该怎样打消他们的顾虑?

周洪宇:高校不愿意建立智库,可能出于以下几点考虑。

第一,智库是为国家决策服务的,而高校有自身的职责所在,首先应注重人才培养,而非发展智库,因此,有些高校不愿发展智库。

第二,部分高校认为应该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基础研究方面,认为侧重于现实政策研究的智库工作并非学校教职人员的主业。

其实,据我观察,我国如今也只有很少高校在教学、研究序列教职外,专门分出一部分有编制的教职人员,专职从事智库研究,大部分还属于教职人员在“兼职”从事政策研究。

一读君:这是因为高校本身就编制紧张吗?

周洪宇:高校是因需设岗,编制总体是控制的,不允许将过多编制给予行政、智库研究等非教学、科研人员。

有的高校智库可能会采取合同的形式,面向社会聘请政策研究人员,如果表现优异,还可以续聘,如果表现不佳,就会解聘,不必占用编制。

一读君:如果高校智库缺乏大数据、云计算等方面的人才,可以选择和具有技术优势的第三方公司合作吗?

周洪宇:完全有可能,但我认为,今后高校购买相关服务的可能性更大。

案例 如果高校智库有研究经费,自身又没有能力和精力采用技术做相关研究的话,例如运用大数据开展教育政策研究,就可能会采取向第三方公司购买服务的方式。 也可能以劳动合同形式,将市场上实力突出的人才招致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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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该研究院后又成为25家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来源:人大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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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作者 北京研究分站 许路阳 一读EDU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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